1，辉瑞公司高管说了什么？

根据有关视频中的文字信息，可以检索到其原始来源是CBS记者Audrey Mcnamara 3月18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辉瑞高管讨论在疫情消退后提高疫苗价格（Pfizer execs discuss hiking vaccine price after pandemic wanes）”。

根据报道，在3月11日召开的巴克莱全球健康大会（Barclays Global Healthcare Conference）上，辉瑞首席财务官Frank D’Amelio表示，随着疫情从“全球大流行转向部分地区流行”，该公司从“定价角度”看到了新冠疫苗业务的“重大机遇”。

根据会议实录，D’Amelio在回应巴克莱分析师Carter Lewis Gould的提问时称：“如果研究当前的需求和定价被驱动的原因，将会发现，目前的状况显然不是我所谓的由正常市场条件或正常的市场力量所驱动的，而是由疫情以及政府从疫苗供应商那里获得剂量的需求所驱动的。”

最终，辉瑞预计“正常的市场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用。”D’Amelio说。届时，“诸如疗效、增效能力、临床实用性等因素将变得非常重要，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从需求的角度、从定价的角度，考虑到辉瑞疫苗的临床表现，这对我们的疫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D’Amelio说。

D’Amelio还以病毒变种为例，认为“每年接种疫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接种疫苗是必要的。

事实上，这并非辉瑞近期首次提及新冠疫苗的价格问题。

在2月2日举行的辉瑞2020年第四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中，D'Amelio说，目前的疫苗成本不能代表该公司的定价模式。“目前我们发布的价格是在美国每剂19.50美元，这不是我们通常购买疫苗时的正常价格（每剂150、175美元）。”他说，“现在只是疫情大流行时的定价。”

据专业医药新闻媒体Fierce Pharma报道，辉瑞公司的一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定价反映了这一点”。“在大流行期间，我们对疫苗的定价与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相一致，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广泛接种疫苗，”这位代表说，在与各国政府供应谈判期间，公司考虑到数量和公平分配的目标，并有一个“分级定价方法，使较贫穷的国家能够支付较少的费用”。

“未来，我们将继续采取审慎的定价方法，平衡多种因素——包括基于疫苗价值，以及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考虑。”这名代表补充道。

2，辉瑞疫苗如何定价？

2020年11月10日，辉瑞的新冠疫苗合作伙伴BioNTech战略主管Ryan Richardson在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线上活动上表示，这款与辉瑞共同开发的疫苗的价格将反映民间部门投资者所承担的财务风险。

据路透社报道，他在活动上表示：“我们计划将疫苗的价格定在远低于常规市场价格的水平，并以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配疫苗为目标。”

辉瑞表示，公司在2020年7月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中，以两剂39美元的价格或每剂19.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政府提供1亿剂疫苗，并可选择在另外谈判的条件下再购买5亿剂。

路透社2020年12月21日报道，一份注明日期为11月18日的欧盟内部文件显示，欧盟同意对辉瑞和BioNTech研发的新冠疫苗支付每支15.5欧元（18.90美元）的价格。报道称，这个价格是总共3亿剂疫苗的协商价，比美国同意为首批1亿剂辉瑞/BioNTech疫苗支付的每支19.50美元要略低。

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称，2020年夏季辉瑞曾与欧洲官员接触，表示希望以270亿欧元的价格出售5亿剂，即每剂54欧元。最后，欧洲官员将价格谈判至每剂15.5欧元。

Fierce Pharma报道，投行伯恩斯坦的分析师Ronny Gal认为，54欧元可能是辉瑞对疫情后定价的想法，即提升3-4倍。辉瑞公司曾表示，预计今年新冠疫苗的收入将达到150亿美元，随着公司谈判新的供应协议，这一数字可能会增长。

在巴克莱的活动上，辉瑞首席财务官Frank D’Amelio表示，他的公司预计在150亿美元的数字上，税后回报率约为25%，即约37.5亿美元。

3，新冠疫苗能自由定价吗？

研发疫苗是一项极其耗时和耗资的工作，新冠疫苗在不到1年时间内研发出来堪称奇迹。

根据《自然》的一篇报道，疫苗研发最慢的部分不是开发候选疫苗，而是测试这些疫苗。这通常需要很多年，需要疫苗企业在动物和人身上先后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测试。人类测试分为三个阶段，人数和费用都会成比例地增加。

新冠疫苗也进行了同样的试验，但几十亿美元的投入让企业可以承受多个试验同时推进的财务风险。公共资助机构和个人慈善家向疫苗企业注入了大量资金，“它们可以同时进行临床前和临床I、II、III期试验，以及疫苗生产，而不是一个一个来。”葛兰素史克的意大利疫苗部门首席科学家Rino Rappuoli说。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可以赌一把，立即开始大规模试验和候选疫苗的生产，即使疫苗最终被证明无效。“这完全是为整个研发过程去风险。”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主任Beate Kampmann说。她说，如果疫苗科学没有这样的经费是不可能这么快出成果的。“埃博拉不是这个情况，埃博拉在（2014年到2016年的）非洲社区也是摧毁性的，”而且埃博拉疫苗的研发周期更长。这次的经费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所有国家，包括富裕国家在内，都经历了经济重创：这也意味着未来疫苗的研发，包括对抗疟疾等现有疾病的疫苗，将难以重现这个速度。“除非你投钱，否则速度快不起来。”Rappuoli说。 

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病毒学家Peter Hotez认为，大型药企可能不仅想要遏制这场疫情，它们还希望获得政府资助它们研发的机会。美国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发计划进行了约1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这是药企见过的数目最大的政府刺激计划。”Hotez说。

辉瑞高级副总裁兼疫苗研发负责人Kathrin Jansen在2020年11月称，该公司没有接受任何联邦资金来帮助研发。据《纽约时报》报道，她表示辉瑞“从未参与其中”，“从未从美国政府或任何人那里拿过钱”。

辉瑞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后来澄清说，辉瑞公司是白宫推动的疫苗项目的一部分，但联邦政府的投资“并没有用于疫苗的研发或开发”。辉瑞在声明中称：“辉瑞所有的研发投资都是冒着风险进行的。”

不过，辉瑞能否在疫情平息后自由调价依然存在疑问。

据CBS报道，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法学院（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chool of Law）教授Jordan Paradise在2020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考察了联邦政府对在联邦资金帮助下创造的产品的定价进行监管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这一法案，其正式名称为《1980年大学与小型企业专利程序法（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 of 1980, 35 U.S.C. 200 et seq.）》。其目的是让大学、中小企业等与联邦机构缔约，执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计划后仍能保有其研究成果的专利，也即将此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权归属于受资助的大学或中小企业，而非联邦政府。

然而，为避免财政资助成果的搁置或不当使用，在四种特定情形下政府可以行使“介入权”（march-in rights），调整其授权内容。

(1)受资助的机构未能在合理期间内采取或可能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研发成果的实际应用；

(2)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满足公众健康及公共安全所需；

(3)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满足联邦法规所要求的公共使用；

(4)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在免责的情况下确保该成果所形成的产品在美国生产。

根据王佳存2014年发表在《全球科技经济瞭望》的论文《美国未行使成果转化“介入权”的四个案例》，该权利由研发资助机构行使。如果出现前3项情况，资助机构会强制执行成果的转让；出现第4种情况，资助机构会禁止该成果的转让，扣留该成果的所有权。在接到企业转让成果的请求后，研发资助机构会通知成果持有单位提供相关信息，并在调查后决定是否要求成果持有单位进行成果转让。

但是，《拜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这种权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拒绝了所有6次行使介入权的申请。

当被问及该法案是否可以用来防止制药公司——无论他们是否从联邦政府那里拿了钱，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新冠疫苗的价格时，Paradise对CBS说，可能需要完全新的立法。她举了美国有关州对胰岛素价格设置上限的做法。

目前，美国有8个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缅因州，新墨西哥州，纽约州，犹他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通过法律，规定糖尿病患者自付购买胰岛素的费用上限为100美元/月，以控制胰岛素价格的飞涨。但她也指出，“在联邦层面，这依然是一个自由市场。”

另一个未知数是什么时候新冠疫情大流行正式结束，或者成为地方性流行病，而这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人决定的。